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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战略合作协议是基金会除了捐赠协议，资助协议，采购协议之外最常出现的一种合同形式。战略合作协议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协议，无论从厚度、还是复杂度、专业性等多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基金会在审核战略合作协议的时候，似乎是条款简单、权责宏观、互相寒暄、有事再约、无事罢了的代名词。然而，我们认为战略合作协议体现的是一家基金会现在以及中远期发展的风向标，是基金会是否有远见想法、开拓创新意识的重要体现。 基金会能否审查把关好一份战略合作协议，是考验法务在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是否对基金会的整体运营把握、是否具备和基金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社会阅历和经验、是否有帮助基金会把住合规红线敏感意识的典型体现。‍一、开展战略合作的双方是否匹配

和传统针对具体业务产生的合同不同，基金会战略合作是基金会间基于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规划，各方资源互补和信息共享，共同营造覆盖上下游生态的一种合作方式。 战略合作讲究“门当户对”，特别是基金会间的战略合作尤为重要，会体现基金会行业中的地位与发展过程中选择合作伙伴的眼光和格局。而战略合作协议多会在行业动态或本基金会对外宣传时被公开，选择不当，会影响基金会的品牌和形象。 基金会一定要审核要合作对象的信誉，资质，能力，是否有负面新闻，是否有不正确的政治立场，是合法的组织还是非法组织等。由此，基金会应当注意对战略合作伙伴进行“资格预审”，通过各种信用平台或第三方调查的方式，审查对方的优势业务、经营状况、资质信用、管理水平、公信力等，综合判断与基金会开展战略合作是否具有对等性或形成优势互补。对存在失信记录或行政处罚、刑事犯罪等违法违规记录的，应当视严重程度审慎合作。合作伙伴与基金会存在利害关系的，更应审慎处理，避免后续非正当的利益输送。 二、合作内容和目标是否合规

通常而言，基金会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的是双方合作的框架，权利义务都相对宏观，条款的颗粒度也相对较粗，且在协议中会约定后续双方如开展具体业务则另行签订合同之类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战略合作协议中的条款约定就可以任意妄为，它毕竟会对合作方后续的具体业务指明方向、划定范围，依然要关注其合规性问题。比如合作内容是否符合基金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符合慈善理念，是否符合捐赠和资助的要求，是否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和采购问题等。‍三、是否将各方权利义务具体化

一般而言，所谓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是相对宏观的，是为合作各方相互“画饼”、表达“亲密”、预约“约会”的协议，一般不会约定各方具体的权利义务条款（保密义务除外），不会形成特定条款。 但不少的战略合作协议，实际却已然对合作方赋予了明确的合同履行义务，即权利义务特定具体化。在司法实践中，权利义务特定具体化会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原因在于： 第一，基金会往往在开展具体业务合作时才会对合作伙伴开展详尽的尽职调查，而且规律是相关业务涉及的金额越大，事前开展的尽职调查也就越深入、谨慎，与之对应的是签战略合作协议前对合作方的尽调更趋于形式和粗线条。 第二，签订具体协议时多是根据业务类型签订典型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可以根据《民法典》及相关行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梳理和界定，但是在战略合作协议中写入未来具体业务交易的条款，容易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且丧失类型化。四、是否约定争议解决方式

战略合作协议中是否需要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和机构，其实这是一个开放结局的问题，可约可不约。但是我们倾向于认为，约了比不约好，理由在于： 首先，约定了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战略合作协议自不用说，当然要约定争议解决条款，但即使是纯粹的战略合作协议，没有约定具体权利义务，也会因为双方进一步谈业务交易合作，而知悉对方的业务信息、技术信息等商业秘密，从而产生保密义务，如没有妥善履行相关义务是容易产生法律纠纷的； 其次，战略合作协议的一个常见功能，是对外宣传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一过程中是容易产生争议的，而且有时需要对方的书面同意； 再则，约定争议解决条款并不会影响后续具体协议中各方就这一问题另行约定的权利，因为战略合作协议一般都会明确有“双方后续签订具体合作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合作协议为准”的类似条款。 所以，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在战略合作协议中约定争议解决条款，明确争议解决方式和机构是有必要的而且成本不大，约了比不约更稳妥。‍ 五、结语

综上，战略合作协议的审核其实是一项对法律合规技术性要求很高的事项，需要对基金会的战略发展、业务管理、外部规则、合规红线有深刻的认识并能相互融汇，要求每一位基金会的人员提高认识，加深研究，总结经验，助力基金会合规运营，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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