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汉正家族办公室联合深圳市慈善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共同发布了由深圳市慈善会・博道爱心基金资助完成的课题报告 ——《传承与慈善：中国家族案例报告》。报告一经推出，便引发公益慈善、家族办公室及财富管理三大领域同仁的广泛关注，报告线上线下累计阅读人次超 1000；与此同时，我们同步制作的案例视频，观看人数超 10000 人次。

为让更多行业伙伴深入挖掘报告价值、掌握中国家族在 “传承与慈善” 领域的实践经验，我们将对报告中的7个典型家族案例展开连载，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一） 家训初定：钱王帝训

家训是一个家族对子孙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等行为的训诫和教条，是家族长期发展形成的伦理道德准则。家训以古代宗法族制为基础，产生于维持家族兴旺、家庭内部训诫、家族成员社会化等家族内外部需求。儒家强调“家齐国治”，家训的产生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效果。历史上，早在殷周时期《尚书》《周易》《诗经》中就已经有了对家训的记载。隋唐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与唐太宗的《帝范》开系统化家训之先河，标志着古代家训的成熟。进入唐宋，在科举制激励下习儒入仕之风的盛行，儒学的复兴以及统治者对纲常礼教的强调都直接推动了社会对家庭教育和教化的重视，家训的形态在这一时期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了。同时，在社会阶层出现半开放式流动的情况下，明智的帝王、有远见的名族乃至一般的士大夫为立身免祸、传家保国，都很重视对子弟的训导，从而使家训在社会各阶层间兴起。钱氏家族最早的家训也在此背景下诞生。

钱氏家训是自吴越王钱镠始，钱氏家族代代相传的一系列家训的总称，包括《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和《钱氏家训》三部分。《武肃王八训》是钱镠六十一岁寿辰为家族所制订的八条家训。钱镠八十岁高龄时，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又在《八训》基础上改订了《武肃王遗训》，以训诫后人。

今人在看待钱氏家训时，往往讨论其作为“家法”的意义，却忽略了钱镠制定家训时正是吴越国君，因此《八训》与《遗训》还具备浓烈的“帝训”色彩。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宗法族制与国家政治互为表里。因此家训不仅是“治家”的伦理守则，还是维护古代“家国同构”统治机制的重要载体。在意识形态上，家训也与儒家“家齐国治”的思想相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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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王初定的家训，正体现出其作为统治者，冀以家训“治国”的愿望。与普通家族的家训不同，钱王之训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涉及国计民生。他告诫子孙要“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对待将士需宽严并济。当时正值天下割据，钱镠要求后代避免战争、轻罚减税以善待子民，并善奉中原皇帝。同时，作为皇室宗亲，钱氏后代一言一行也关乎国家兴亡。钱镠要求子孙“作忠孝臣子”，涵养德行，不贪图享乐、得罪百姓，以避免王朝倾覆。当然，家国利益为一体，只有这样，家族才“世代可受光荣”。由此，钱王之训把忠孝、爱民一类作为家族信条落实到族人的行动规范之中，从而将钱氏家族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以族权维护统治的职能。钱氏家训成为钱氏家族作为第一政治家族实现化家为国、治国安邦的载体。

（二）钱王之训中的家庭伦理

在“治国”之外，钱氏家训最实际的功能就是“治家”。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的更迭兴衰是常态。与现代社会的小家庭不同，古代家庭人口众多，族事繁杂、易生矛盾，因而需要制定一整套相应的家庭行为规范来克服家族的缺陷，以维持家运长久。钱王初定的家训以儒家伦理为内核，主要从三个方面规范家族秩序。

一是对家族成员行为的训诫。族内成员不和往往是家族亡败、尽丧家门的重要原因，因此钱镠在家训中格外强调兄弟手足、家族和睦，这也是儒家亲情本位的家庭伦理体现，以及“和”文化在家庭中的贯彻。钱氏当时作为皇室，家族内部还涉及权力的分配与事务的管理。为避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家庭局面，他主张兄弟间应当合作，“或分守节制，或连绾郡符”，共同管理事务。同时，家族归根结底是由血缘和婚姻两种关系结成，因此钱镠还单独对子孙的婚姻做出了规范，规定“婚姻须择阀阅之家”。这种门第婚姻延续了魏晋以来的士族观念，表征上是对礼法的恪守，实质是对家族门第和阶级优势的维护，因此不难理解钱镠在遗训将与“小人之家”结姻定性为“侮辱门风”的大事。

二是明确家族的社会责任。儒家文化强调“仁义”，这不仅是个人的德行问题，更是个体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除了“爱兵恤民”的国家责任，在钱王之训中，还明确了家族成员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具体为设置养济院、育婴堂等慈善救济机构，并要求子孙不得欺侮平民孤幼。这一训诫本身已经超越了“小家”的范围，将家族成员的责任延伸至社会中广泛的“他人”，体现出儒家“仁爱”的责任伦理，以及钱氏家训对人性向善的导向。

三是强调“尊祖”并确立家训权威。《礼记·大传》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以宗法制为基础，祖先是家族的信仰和精神符号，是凝聚家族认同的前提。因此，“尊祖”是中国古代宗法伦理的核心要素。“今日兴隆，化家为国，子孙后代，莫轻弃吾祖先”。钱镠在家训中提及尊祖，一方面是让后人“慎终追远”，追思感念祖先基业，另一方面，则是强调自己作为后人先祖的权威，因此家族成员应当谨记他立下的家训：“吾立名之后，须子孙绍续家风”，以此达到敬宗收族之效。在家训最后，钱镠更是将家族的命运寄托于子孙对于家训的遵循，子孙若是违训便是“破灭家门”，由此进一步确立了家训的重要性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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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文选新修《钱氏家训》

经过修订，现在最广为流传的是清末举人、安徽广德钱氏后裔钱文选在《八训》和《遗训》的基础上，采辑历代先贤治家教子处世的格言警语整理归纳出的《钱氏家训》。《钱氏家训》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为依据，内容涵盖了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个方面，对钱氏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作出了全面的规范与教诲。在内容上，这篇新的家训仍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但在钱王祖训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延展。

首先是强调了对子孙读书习儒的要求。钱镠以武起家，但晚年好学，对后代教育也十分重视，经常让子孙诵读经典。然而在其《八训》与《遗训》中却未着重强调读书一事。而在《钱氏家训》中，对读书为学的着墨颇多，如“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强调“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这可能与钱氏家族由政治家族向文化家族的转型有关。经过历史的发展，钱氏早已不是一个靠权力传承维系的政治家族，经学儒术、读书入仕才是文化家族维持门第的关键。

其次是在孝悌与和睦的基础上，凸显了宗族互助的理念，强调要“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公田和义塾都是古代家族慈善的一种形式，《钱氏家训》对此的提倡正体现出在宗法族制基础上衍生出的家族内部的“仁爱”与家族互助精神。亲族之间的互相帮衬，是家族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当然，除了家族慈善，《钱氏家训》也传承了钱王之训中的社会公益精神。“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就是在倡导族人关心社会福祉，多行仁爱之事。

总之，自始祖开创起，钱氏家训至今已历经千年，其间虽有变化，但其道德内涵和价值范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历史上，钱氏后人展现出的重文兴教、婚姻择户、开办义学等思想行为往往与钱氏家训不谋而合。这说明，钱氏家训凝聚着钱氏家族稳定传续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认同，与家族文化已形成互为表里的关系，成为钱氏家族文化的外显表达与文字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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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传承

钱穆研究中古世家门第时曾指出，世家对子弟的教育主要有两方面：“孝友之内行”和“文史学业之修养”，学术与家风共同构成了文化家族的家教内核。汉代以后，中国的学术文化转移至家族，主要表现为家庭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的学问和治学方法，呈现出一种文化世袭的特征。家族世传祖业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一种传统，继承祖先的学术文化也成为文化世家尊祖敬宗的一部分。在重视学问传授渊源的古代，有家族学术世袭背景的人也往往更能获得崇敬。

文化世家对学术传承的重视则与儒家思想和科举制直接相关。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教育的目的是积极参政，科举制则直接将学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文化家族将学问作为传承的根本，而非财富与权力，是因为在科举制之下，学问才是生成财富与地位的源头。无锡堠山钱氏一脉，从钱维祯到钱基博三代人皆走上了科举之路，考取副贡生的钱熙元更是专精于制举文。钱维桢历经太平天国之乱迁至无锡时，钱家已家境十分窘困，四子钱福烔只能辍学习贾贩布。他在经商时偶然在塾师前显露了文才，令大叹“此子贾可惜”，父亲钱维桢知道后，立即让他回家跟着哥哥钱熙元继续读书。1868年，年仅二十岁的钱福烔考取了秀才，并在之后又考了26年的乡试。而湖州的钱家更是在钱广泰这一代借由科举实现了家族“由农而士”的跃迁。由此可见，即便家道中落、为生计而入贾，一旦条件允许，科举入仕仍是文化家族的首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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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家族学术的传承寄托于基于血缘关系的经典家授，主要方式就是父教子、兄教弟。如钱基博与基厚兄弟二人十岁前的四书五经皆由母亲和长兄教导，下一代钟书、钟韩在入小学前也由他们的大伯父钱基成教育。钟韩成人后，作为长兄，也承担了弟妹们的教育职责。在钱氏家族中，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延续到教育转型的近代，甚至在科举制废除、新式教育推行数年时，钱福炯和钱基成也一度认为新式学校不如家学好，反对进“洋学堂”。因为相比起新式学校“一对多”的教学模式，家塾式的教学能因材施教，“一对一指导”。钱基博和钱基厚的史论就是由父辈在家中指导，每天都由父亲钱福炯和叔父钱熙元进行史论批改。后来基博兄弟的史论造诣颇高，受到许彝、罗振玉等学者的赏识，正是源于他们在家中所受的史论训练。此外，家学是世代经验的累积与完善，具有学术上的独特优势。七房桥钱氏钱钰就给后人留下了一套手抄五经，以及他圈点、批注的大字木刻《史记》一部，对钱穆影响颇深。钱熙元在教导基博与基厚史论时，也是用自己评点过的《东莱博议》和《历代史论》作为范本。

家学的另一优势则在于承担了蒙学的功能。蒙学也就是对幼童的启蒙教育，是传统教育的基础阶段。孔子认为“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孩童时期的知识与德行教化对于“立人”至关重要，因此蒙学历来受到儒家的重视。家学的存在则使得后代的蒙学能较早在家庭中完成，并且易于父辈监督、严苛教导。以堠山钱氏为例，钱基博兄弟在家中就完成了读、写、作的蒙学三阶段。古人认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背诵是科举时代蒙学的基本功。从五岁起，每天饭前，兄弟俩先要读两遍前一天授读的四书五经，接着带书、带熟书、熟书，每一个程序都要重复两遍，直至能够背诵。对于家族后代而言，这种训练不仅是给读经作论铺垫，更是一种国学思维和能力的培养。后代钟书、钟韩进入新式小学时已经缺了四年的基础教育，但在家中经史古籍的诵读，让他们一入学在文史上就远超小学一般水平。钱钟韩大学时转学了理工，1933年，江苏省招考公费赴英留学人员，除了专业课之外，也考国文历史。阅卷者是当时的大学者柳诒征先生，他还以为钟韩是专攻文史的宿儒，给了极高的分数。所以，自幼家学的严格训练，可以说是对后人一生都有所裨益。这种作用并不限于科举，而在于为学、立人的方方面面。

传统教育中，严苛的家学训练通常是为了准备科考。但是，从长远来看，一旦家学成了谋取功名的手段，受到科举制的匡范，就容易走向保守僵化。钱氏家学传承的宝贵之处就在他们并非将学问当成科举的工具，而是讲究学问的实际效用与思想性。明清时科举考写作主要以模板套话为主，钱基博和钱基厚在学习史论时，叔父钱熙元就告诫他们写文章贵在援古证今、文以载道，要有独立的见解。在父兄的教导下，即便戊戌政变后塾学又恢复了八股制义，兄弟二人仍坚持作史论，不仅点阅了《资治通鉴》等涉及诸子百家的经典，更喜欢针砭时弊、议论时事。1904年，二人参加科考，最终还是因为不遵守规矩而双双落榜。虽然在科举上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在文史上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很多举人进士，写出了真正的名论。后来，钱基博也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后代。不把学问当作功名利禄的“敲门砖”，重视思想上的启发与开创，是钱氏家学能够保持文化优势与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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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风涵养

陈寅恪在研究文化世家时认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优秀的家风才是文化世家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本质特征。而家风与家学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学问家、大师可以无师，但都离不开家学，因为“师”只是授业，但家学在授业的同时也传延了素质。如前所述，钱氏家族后代从小在家庭里学习的“童子功”，其实就是伴随着家学传延的国学素养，正是这种素质的积淀让他们在文史上的造诣不同常人。钱基博、钱穆、钱钟书，都是钱氏在近代不过两代人间走出的文史大师，像钱钟书更是记性极好、学贯中西，写出了涵盖古今中外文史哲的巨著《管锥编》。这样的“高产出”，绝非出自偶然。

除了国学素养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家学所培养出的行为习惯。在严格的家学训练下，钱氏后代往往从小经历苦学，因此多形成好学钻研的品质，也有相当的自学能力。1905年科举制废除，钱基博在兴趣的驱使下开始学习算学。作为传统国学家庭的后代，钱基博完全是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钻研，竟先后通过自学学完了代数、三角和微积分。钱钟书上中学时就喜欢上了英文，但从来不听英语课，自己读完了《圣经》《天演论》等英文原著。后来钱钟韩立志在大学里学理工，家里又都是文人，完全得不到支持和指点，因此他全靠在家自学数理化考上了上海交大，之后他甚至破了交大历史上四年平均分的最高纪录。所以，文化世家通过家学传延的“敏而好学”的品质，往往使家族成员不管在什么领域都能潜心钻研。

以上提到的，都是“才”的素质。在儒家理念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读书治学与道德情操不可分离。“德性”素质的传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直接作用于后代的人格形成，由此关系到世家门风与文化品性的塑造。在讲究尊卑秩序的家族中，德性的培养通常藉由家长权威，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实现。钱基博与钱基厚学习史论时，常受到许彝先生的褒奖，父亲钱福炯却对他们的狂妄自大、好以文字标榜的作风很不满，于是不许他们“接宾客、通声气”，让他们闭门读书。后来，据钱钟鲁回忆，钱基博兄弟也延续了严格的家教，还为后代订立了“五不准”家规，并教导子孙“姓钱不信钱”。钱钟书原先取字哲良，但他小时候总是快言快语、性情浮薄，于是钱基博为儿子改字“默存”，寓意“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通过许多类似的言传身教，家族中的长辈得以将克己、慎言、谦逊等儒家道德内化于后代的行为处事之中。

更进一步，儒家认为培养君子的目的是从政，为德政服务，强调积极入世。虽然钱氏族人也追求科考入仕，但他们往往能在学问与功名间求得平衡，甚至是更重学问。1874年，钱维桢长子钱福炜考取了咸安宫教习，主考官们根据清代“议叙”制度联名上书吏部，荐举他担任知县。但钱福炜一心和父亲一样只想从事教育事业，于是以“家世儒者，教吾职也”婉拒了主考官。考取副贡生的次子钱熙元更是热衷塾师，设账授业长达四十年。到了近代，钱基博、钱穆等也都深耕教育领域。无论是学文还是学理，钱氏族人中几乎没有人真正从政。在官本位的社会中，保持文人风骨，以及内心真正对学问的追求，正是钱氏作为文化家族传承的家风内核。

（三）义庄

在古代中国，教育能使家族培养文化精英、光耀门楣，反过来家族也会通过义庄、义学等制度设计保障家族教育。义庄是家族所创办的慈善机构，“义”即义举，扶助本族族裔。由于其一般建于乡村、集镇，故称“义庄”。自范仲淹于北宋皇祐年间创设义庄后，范氏义庄成为江南地区大家族效仿的榜样。承担家族救济功能的义庄能够让族内的鳏寡孤独者远离贫困死亡、获资求学进取，意义重大。1840年前后，为避免家道衰落后子孙后代吃苦受难，七房桥钱氏五世祖钱邵霖在七房桥开办了三所义庄，其中以怀海义庄为最大。怀海义庄设立义田、义庄和祭田等名目，以“救灾周急，恤孤矜寡，排忧解纷，兴学育才”为宗旨，明文规定其中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用作教育子弟的经费。

然而，七房桥钱氏一族贫富不均，怀海义庄起先在富三房的管理下并没有发挥救灾恤贫的作用。钱穆所在的“五世同堂”一房家境最贫，钱承沛痛悯同宅的孤儿寡妇，与富三房多次交涉辩论，最终在县官的调解下迫使他们让步，重定了义庄的救济条款，五世同堂一宅才得到了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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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海义庄这一家族式互助“教育基金”对钱氏族内的人才培养意义重大。钱穆十二岁丧父，家徒四壁，只有寡母与兄弟四人，唯有仰靠义庄资助抚恤为生。钱穆长侄钱伟长幼年也是靠怀海义庄的资助才得以上学。后来，钱穆的哥哥钱挚中学毕业后回到七房桥，又动员钱氏族人以义庄两百亩耕地作为学田，钱氏祠堂作为教舍，创办了七房桥第一所私立小学——又新小学，对钱姓子弟免收学杂费，外姓酌收。

《钱氏家训》提倡“家富提携宗族，岁饥赈济亲朋”，无论是怀海义庄还是又新小学，其实都是古代宗族互助的体现，除此之外还有家族成员间的互助行为。钱伟长初中时父亲钱挚早逝，家境贫困，几乎放弃读书。当时钱穆正担任中小学老师，他接过了抚养钱伟长的责任，包揽了钱伟长从初中到大学的读书学习费用和教导职责。可以说，没有钱穆的资助和引导，就不会有钱伟长后来的成就。而钱穆本人也曾受到同族前辈钱基博的提携——1923年，钱穆因学生风潮从集美学校辞职后，正是受到钱基博的推荐，才被聘为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师。

士族婚姻自古讲究“门当户对”，通过门第婚姻实现资源的交换。文化家族的婚姻行为则更看重家族的文化背景。古人认为贤妻良母的标准是能相夫教子，有文化素质的女性，往往能在优育后代和促进家学传承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清时期的江南，随着科举和家族教育的鼎盛，在人才竞争的动力之下，更是掀起一股“文教联姻”的风气。

母亲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主要是在后代的蒙学阶段，传授字形字音等基础知识，以及读书向学的敦促和人生目标的引领。钱基博的母亲孙氏就来自无锡显赫望族——石塘湾孙家。孙家和荡口华家是无锡、金匮两县北乡和南乡两家最大的地主，人称“北孙南华”。石塘湾孙家在当时也是一个书香世家，孙氏的父亲孙元楷曾任溧水县教谕，后以军功擢升浙江候补知县，六个儿子都考中了科举。生在书香世家，孙氏虽然没上过学，但从小喜欢读书，并自学字义、句读、吟咏。孙氏在钱基博、钱基厚两兄弟五岁时就教他们识字、授读《孝经》，兄弟俩八岁前的经书授读和背诵都是在母亲孙氏和大哥钱基成的带领下完成。直至孙氏家事繁重，才延请了堂兄钱基恩前来授读。可以说，他们的童子功基础都是由母亲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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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钱基博与同县王莘锄的侄女成婚。王氏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清史稿《清稗类钞》载：“无锡王莘锄，举南元北闱，连捷入翰林，典闽试，官吏部，得士称盛”。薛福成曾颂扬他“擅制举文，为时推崇”。次年，钱基厚与金匮县副举人高汝琳的长女高氏成婚。高汝琳先生在当地县衙任事，德高望重。由于钱基厚常年在外任职，在儿子钱钟韩的教育上，母亲高氏发挥了很大作用。钱钟韩识字就是由母亲启蒙，据《孙庵年谱》记载，高氏每天早晨在床前教钟韩认字。因为早晨精神好、口齿清、记忆深，识字效果好，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钱钟韩很快能识千字。

旧式中国社会，虽说女性的地位总体不高，但人们往往又把家风的树立、门户的筑垒寄望于良家女子。尤其当家族出现变故、陷于困境时，这种具有较高学养和身份优势的女性就会在教育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1906年，钱穆父亲钱承沛早逝，长子钱挚也还在读书，只留下妻子蔡氏独自承担养家糊口和抚养子女的双重责任。族人皆劝蔡氏令长子钱挚休学养家。蔡氏出自书香门第，极重教育，回绝道：“今长儿学业未成，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忍令其遽尔弃学！”钱挚长子钱伟长出生后，七房桥五世同堂老宅又先后遭遇两次大火，钱氏搬迁至荡口镇，生活更是困窘。但蔡氏在生活中仍“施于人者必多，受于人者必少”，除夕店铺收账宁可不睡也不闭门拖欠，对家中一猫一鸡也有一番恩义，从不褒贬他人。蔡氏身体力行的教育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钱穆写道：“八十年来，非先母之精神护恃，又乌得有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