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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年又一年，陪您过大年，商榷不断更，讲讲慈善故事。很多人听过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知道作者是范仲淹，但很少人知道范仲淹是慈善先祖，创立了慈善机构楷模——范氏义庄。范氏义庄历经宋元明清乃至中华民国的八百余年风雨而绵延不绝，成为中国慈善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民间慈善组织。

本文摘自：《法人》2013年第8期。作者简介：张军，湖北经济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出版有《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民国学人散说》、《民国那些大师》等学术专著；另创作有《蒋介石五大主力兴亡实录》（大陆版、台湾版）、《血战大武汉》、《陈诚：1940-1943》（大陆版、台湾版）等多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2010年11月受哈佛大学邀请进行学术访问；2011年3月在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凤凰大视野·雄关漫道》中担任评说嘉宾。

在近世万千读书人中，相信少有人是不知道范仲淹的，也相信少有人是不知道范仲淹的“忧先乐后”的名句。作为“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文人代表，范仲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其廉洁自持的道德情操和民胞物与的博大胸襟，已经在，而且还必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星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然而，知道范仲淹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恐怕未必知道他还是慈善家，他所创办的范氏义庄开创了中国非宗教非政府的民间慈善事业的先河，他所订立的范氏义庄的规矩，为这一慈善组织的八百余年的运行奠定了厚实基础，也为现代慈善事业提供了诸多启迪。

范氏义庄开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新时代 范仲淹出生于苏州府吴县，幼时，范家十分贫困。他二岁丧父后，母亲谢氏因家中困顿，不得已改嫁山东朱文翰，范仲淹亦更名为朱说。等稍长明白自己的身世后，范仲淹羞愧不已，毅然拜别慈母，离开朱家，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应天书院，追随大儒戚同文求学，以期改变自己的命运。其间，贫寒的境遇，始终激发着他刻苦学习的热情：冬日夜里，学至人静，为驱赶疲劳，他常常以冰水洗面提神；平常日子里，他晨起煮粥一碗，划为四块，早晚各食两份，配以少许咸菜，以裹腹充饥，也为学习多留些时间，历史上的“断粥划齑”故事即由此而来。

正是在这般苦学之下，数年间，范仲淹遍读经籍，二十七岁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随即将母亲迎回奉养，恢复范姓，返本归宗。这段人生经历不能不在范仲淹的思想中刻下深深的印痕：试想一想，倘使范姓家族设有相互赈济的制度，范父去世后，能得到同族的接济，范母何须改嫁，范仲淹又怎会改名朱说呢？这不能不说是他后来捐义田、创义庄的一个远因。

戚同文对范仲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戚同文是有宋一代学高德劭的大儒，《宋元学案》之《高平学案》评介戚同文说：“先生纯质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闾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多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曰："人生以有义为贵，焉用此为？"由是深为乡里推服。”作为自己深为敬重的老师，戚同文的济人行为自是会给范仲淹以深刻的影响。

正因如此，所以范仲淹“未显贵”时，即有博施济众之愿，到他担任右司谏、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参知政事，及邓州、杭州知州时，他便利用俸禄、赏赐等的所得，救济穷人。为此欧阳修评价范仲淹说：“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好友富弼也追忆说：“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富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指镇守边关，引者注），赐金银甚多，而悉以遗将佐”。

在血缘宗法成为维系社会人伦关系最重要的纽带的封建时代，家族也自然成为范仲淹帮助的主要对象。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作杭州的地方官，这一年他六十一岁，儿子们见他年龄大了，便建议他在洛阳做别墅，修园林，以作养老之地。范仲淹却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解，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而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高位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余，宜以蜩宗室。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所以他在《告诸子书》中更剖白心迹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者，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颜入家庙乎？”

于是，在“临财好施”的天性作用下，在“利泽生民”的道义感召下，在“先忧后乐”的责任激励下，范仲淹在知（意为管理）杭州期间，经与堂弟范仲温商量，在吴县购买了千亩好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以让宗族中“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

这就是范氏义田、义庄的由来。只是就怕连范仲淹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桩个人行为却开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新时代，从此以后，民间的非宗教的慈善活动开始载入中国慈善事业的史册。尽管范氏义庄建立后不久，范仲淹即因病去逝，但他的子孙秉持他的理念和训导，不断维护、拓展范氏义田的规模，传播、弘扬范氏义庄的声誉，使范氏义庄历元、明、清乃至中华民国的八百余年风雨而绵延不绝，成为中国慈善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民间慈善组织。时至今日，追寻范氏义庄八百余年屹立不倒的成功奥秘，对现代慈善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仍不乏许多借鉴意义。

科学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是慈善事业正常运行的基石 事业要长久，管理是关键，而顶层设计既是管理的高端，又是管理的基础，关系着事业发展的高度和长度。范仲淹初购义田时，田产为1千亩，吴县范氏家族登记在册的人数也只有90口，尽管如此，他却在义庄、义田的管理上煞费苦心，设计出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称为科学决策和民主监督的管理机制。

这种管理机制首先表现在管理人的产生上。管理人是行使义庄管理的人，一般由数人组成，他们掌握着义庄田产的收支分配权力，对这些重要职位，范仲淹在手订“规矩”中规定：管理人须经家族各房（分支）公推共举，然后由家族长老认可再遴选出来，以期让正派、公道、有声望者膺任其职。这种古老的民主式的选拔方式，确保了管理人的广泛的家族群众基础和公认的社会声望。范仲淹之后，尽管范氏义庄的规模不断扩大，管理者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到清代乾隆时，已有庄正、庄副、主计、司事、委员、执役、保管等职位，但产生的途径多是初定时的规矩。

其次表现在管理人的权力上。范氏义庄“规矩”载明，他们独立行使义庄粮物的收支分配权力，不受他人干扰。这就与他们后面承担的责任形成了一一对应关系。

再次表现在族人对管理人的权力监督上。范氏义庄“规矩”还载明，管理人的报酬取决于其工作的好坏，而其工作的好坏又取决于族人的评定，族人甚至有权告发管理人的不公正行为，交由全族人作出判断，这对管理人的日常工作无疑具有很强的督促力。

相应地，管理人对族人也有一定的监督权。比如对违反义庄规定的族人，管理人可通过与族中长老商议，视其违规的轻重，或削减其资助的额度，或取消其资助的资格，或将其送官交由官府法办。

最后，在义田的租种和买卖上，范氏义庄也体现出了很高的管理水平。为维护家族的团结，它规定族人不得租种义庄的田地，免得因田租发生争执，有伤族内和气；它还规定义庄不得购买族人自有的田地，免得致族人于贫困。

这些举措从根本上解决了义庄财产的管理问题，它是在传统宗法血亲的基础上，依托道德评判的力量，而产生的近似于西方民主监督的机制，显示了范仲淹在事业管理上的超人智慧。

及时修订管理制度是慈善事业保持活力的动因 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制度的保障，而任何一项制度的制订都只是某个时代和特定环境的产物，只有及时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情况，“随事立规”，制度才具有保障的活力，事业才具有前进的动力。

范氏义庄初设时，范仲淹为规范义庄的资助范围，曾在手定“规矩”十三条中明确规定了收入支配的范围和标准。主要的有：（一）宗族内部逐房计口给米，男女五岁以上每人每日白米一升，如支糙米，则每斗折白米八升；（二）每人每年给冬衣布一匹，五岁以上十岁以下减半；（三）嫁女者给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给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四）丧葬之事，尊长给钱二十五贯，次长十五贯，十九岁以下到七岁以上者分为三档，分别给钱七贯、三贯、二贯；（五）子弟中有为官者，若在待选、丁忧或任川、广、闽官而留家乡里者，照样赡给米、钱；（六）乡里、外姻、亲戚中有贫困、急难不能度日者，诸房商议核实，酌量济助；（七）年成半熟，必当桩留三年以上粮储，以备凶荒。

从范仲淹所定的规矩来看，范氏义庄虽有个别条文涉及到济贫扶困的地方，更多的则是惠及整个族人，奉行的是普遍福利的原则，这当然是范仲淹时代情况的反映，只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动荡的反复出现，这些条文已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来，需要随时作出调整，范氏后人曾为此多次修订、续订“规矩”。仅范纯仁（范仲淹的次子）兄弟时期，就有十续规矩之说：它们分别是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也就是平均每四年左右即续订一次。这些修订、续订涉及的内容或支持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或监督“掌管人”，或针对田产、仓房管理，或完善领取制度，或处罚虚报冒领人，条款非常详细。

元、明时期，虽然有关修订范氏义庄“规矩”的资料欠缺，情况不明，但清代仍在适时修订“规矩”的内容却是有据可查的。乾隆时范氏《增订广义庄规矩》中特别强调了对贫病族人的照顾问题。“谨考先规，子孙不论贫富均沾义泽，遇有极贫，量加周赡，似可毋庸再益。但有贫病交加，实在不能自存者，允谊矜念，以广先仁。每岁房支长报名，执事核实，每名给米1户，稍资澶粥，极困者量加”。

可见，即便在义庄运行六、七百年后，其“规矩”也仍在不时更新。由于是“随事立规”的，因而义庄的“规矩”体现了很强的时代性和适应力，使义庄的赡族原则总是充满着活力。

主事者的道德人格魅力是慈善事业凝聚人心的精神旗帜 慈善事业是一项捐财助人、克己待他、泽利众生的博爱事业，它的成功运行离不开主事者，也就是组织者的号召力，特别是道德人格的号召力，只有那些道德高尚、人格完全者，才是引领慈善事业发展壮大的心灵航标，才是召唤众人投身慈善事业的精神导师。

范氏义庄能延绵八百年而不绝，能在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天灾连连中赓续传承，不断发展，与范仲淹及其子孙的道德人格力量，有着极大的关系。

范仲淹的道德文章上文已作了简介，《宋史》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于此”。这可以说是对范仲淹的最好的，也是最精炼的点评，在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里，范仲淹在族中的声望也就足以为范氏义田矗立起一座永久的精神丰碑了，难怪后来范氏家族要处罚族人、修订义庄条款时，都需先在家族祠堂向范仲淹的灵位禀明，然后施行了。

范仲淹的嫡系子孙后来接管了范氏义庄，他们秉承乃祖风范，大多饱读诗书，也以自己的品行为族人所敬重，因而能一代一代地艰难却又不懈地推行着义庄慈善事业。

范仲淹生有四子，分别为纯佑、纯仁、纯礼、纯粹，纯佑多病，早逝，纯仁替代兄长，担负起了承继范家门风的责任。他两度为相，官职超过父亲，所获的俸禄也多过父亲，但他节俭不输其翁，他把所得的大部都投进了义庄，义田因此由原来的一千亩增至三千亩。他对义庄付出的精力，在诸兄弟中也最多。《宋史》本传云：范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上文提到的“十订”义庄“规矩”中，大多是在他的主持或参与下完成的。他品行高洁，心地善良。年轻时，父亲有一次派他到吴县收取五百斛的田租，回来到丹阳时遇见范家的至交石延年，石延年说他因父母亡故，无钱办理丧事，已困在丹阳两个多月。范纯仁听罢二话不说，即将自己所收的租子，全部送给石延年作丧葬费用，自己则单身骑马回到家中。范仲淹知道后，对他十分嘉许。

后来的范氏子孙也代有贤杰。两宋之际，受战乱的影响，范氏义庄遭到破坏，南宋宁宗庆元、嘉定年间，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和范良器等合力重整义庄，善加经营，又恢复了范庄原来的规模。明末范允临、清初大同知府范瑶等都在义庄维护中发挥过领军作用。可以说，是范仲淹及其子孙的人格魅力和担当精神，才树起了范氏义庄的精神柱石，才造就了范氏义庄八百余年屹立不倒的不朽传奇。

争取政府的支持是民间慈善事业长盛不衰的合法途经 在皇权控制一切的封建时代，离开了官府的支持，而想做大做久民间慈善事业，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范氏后人深谙这个中的“潜规则”，很好地利用了官府的力量，从而为义庄的生存发展争取了合法空间。

治平元年(1064年)，也就是范氏义庄创立后的第十五年，有鉴于义庄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范纯仁上书朝廷说：“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的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因此他请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取得了政治上的认同。范氏子孙视其为义庄大事，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以记其盛，以告诫“子子孙孙遵承勿替”。

后来范之柔、范良器兄弟在重振义庄规模的过程中，也仿行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请求“特公布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其修订后的新规的执行，这一请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朝廷的支持使义庄获得了诸多经济上的和道义上的特权，比如赋役上的蠲免和礼节上的尊崇等，这种溢出于政治之外的效益是滋润义庄顺利发展的雨露阳光，义庄的长盛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

当然，从范氏义庄维系族众、救济贫穷、稳定社会的示范效应来看，政府也需要它的这种教化社会的功能，而且不论王朝姓氏如何更改，它们都需要义庄的这种超过时空的稳定作用，这就使得义庄能在政府的庇护下得以长存下来，发展下去。

倡导主流价值观是慈善事业影响社会的必然选择 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周贫济困的工作，它还需要和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以为自己赢得宽松适宜的发展氛围，而要做到这一点，慈善工作所倡导的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和主流价值观相合拍、相一致的价值观念，才是慈善事业融入社会，进而影响社会的正确选择。

自汉代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以来，“孝悌”、“仁义”、“忠信”等成为敦化人伦、和谐社会的基本准则，范氏义庄的设立，无论是当初范仲淹手定“规矩”实行普遍福利的主张，还是到清代乾隆时《主奉能浒增定规矩》中，提出“优老”、鼓励守节的各项措施，它都将“孝”、“仁”、“忠”等观念贯穿于慈善之中，使慈善事业无形中发挥着教化功能，践行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价值观的风向标。

正因如此，范氏义庄设立后，仿行者遍及江南。“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六七百年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自明以来，代有仿行之(范氏义庄)者，而江以南尤盛。”有人统计这期间江南义庄的结果显示：明代276年间，各地族田义庄的资料约有200宗，而宋元两代400年间，仅有约70宗，到清代末年，仅苏州府的义庄数即达到200多个，由此可见范氏义庄对整个社会风气影响之大。

积极的正面宣传是赢得公众信任、争取公众参与的必要手段 无论是口耳相传的原始传播渠道，还是网络电子时代的现代传媒方式，一个共通的不争的事实是，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必要的宣传。慈善事业也是如此，积极的、正面的宣传是它赢得公众的信任、争取公众参与的必要手段。

范氏义庄在宣传方面主要借助了两大途径：

一是皇帝题款赐誉。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奖赐当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天下知闻。范氏义庄因有范仲淹这块招牌，因而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奖赏，也就不难理解的了。这除了上文说到的宋英宗的御批被刻石告知世人外，清代有多位皇帝也表示了对范氏义庄的推崇。康熙为义庄题写了“济世良相”匾额；乾隆六次巡游江南，每次都去祭祀设在义庄内的文正公祠，还颁赐“学醇业广”以示褒扬。这些刻石和题匾就像是天下最大的金字招牌，向世人昭示着范氏义庄的份量。

二是文人以文传声。文人撰文来颂扬范氏义庄的，代不乏人，留传至今的有北宋钱公辅的《义田记》，南宁楼钥的《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的《范氏义庄题名》、刘榘的《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这些颇有影响的文人的文章刊出，无疑扩大了范氏义庄的知名度，也逐渐造就了范氏义庄为天下宗族义庄建设之典范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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