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金会之名,向范文正公致以历史的敬意!
来源: | 作者:汉正家族办公室 | 发布时间: 2026-08-04 | 1 次浏览 | 🔊 点击朗读正文 ❚❚ |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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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本公号的第一篇文章,该发什么?确实是个大问题。最后小编请本公号的首席顾问、明思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胡仕波律师亲自出马,写下这篇文章。

序言 提及基金会,几乎所有的主流学者都以为是舶来品。他们以为基金会最早起源于欧洲13世纪英国的基督教会的信托实践,并于20世纪初由美国的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富豪们所首创。然而,如果去掉“基金会”这三个字,从基金会的内涵,即以其所指向的组织体的法律关系来定义的话则不难发现,范仲淹父子于北宋皇祐二年,即公元1050年创立的“范氏义庄”已具备基金会所有的要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金会。故范氏义庄才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基金会的渊源。 1 1

起源-范氏义庄

公元1046年,即北宋庆历六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被誉为“士大夫之典范”的范仲淹在其《岳阳楼记》一文中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四年之后,范仲淹与其子纯仁、纯祐等在其祖籍地苏州吴县,以其毕生所得的俸禄,用于购买田地1000多亩以捐设范氏义庄。

范式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贫穷族员的救济,宗族成员的教育、科考,婚丧嫁娶,以及庄房的建设修缮,祖先的祭祀等。范氏义庄的设立,开启了基金会,尤其是中国家族基金会的扉页。

范仲淹父子不仅将毕生积蓄悉数投入到家族义庄运营之中,两人还亲自为范式义庄制定和完善庄规,设计并落实义庄的架构和组织,使范氏义庄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得以有效分离并相互制约。正因为如此,从1050开始,范氏义庄得以绵延近九百年之久。此期间,在义庄的照料之下,从范式家族走出的人才不计其数。其中,宋朝中进士者22人,明朝中进士者30人,而清朝,仅顺治时期就出进士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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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庄的兴盛

事实上,义庄并非平江范氏一家所独有,也不是苏州少数几家名门望族所特有。自范仲淹父子在吴县创立范氏义庄开始,虽然历经多次的战乱破坏,苏州古城区至今仍保留有不少的义庄遗址,其中包括范氏义庄、董氏义庄、潘氏松麟义庄、丁氏义庄、洪氏桂荫义庄、蒋氏松荫义庄、汪氏义庄等。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些义庄房屋现在基本都已改为他用。其中,范式义庄成了景范中学,董氏义庄改成了客栈或门店,丁氏义庄、蒋氏义庄则成了民居,住进了很多户人家。据《吴县志》介绍,清末仅苏州城就有六十多家义庄,拥有的义田达七万多亩。到民国时期,拥有千亩以上的义庄还有32个。因此,范氏义庄的影响下,义庄已成为苏州名门望族普遍认同采用的家族慈善形式。

除了范家,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望族历经十几代传承之后,其子孙后代至今仍绵绵不绝,活跃于世界各国,那就是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所在的贝氏家族。苏州著名景点狮子林其实是贝氏家族的祖产,为贝聿铭的叔祖父“颜料大王”贝润生所购买修缮而成。园内原设有贝氏祠堂,供全体族人享用。贝润生还在狮子林旁边捐资建立了贝氏承训义庄,用来赡养、救济族人。贝润生之所以如此做,因为他认为: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正是贝氏先祖上承范仲淹的理念,方有如此的思想和作为,才造就贝氏家族的人才辈出。

又如钱家,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最为知名的家族之一,自吴越王钱镠自公元十世纪开启家族的兴盛之门后,其子孙后代福泽绵长,至今仍人才辈出。在钱氏的子孙后代之中,又如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其个人命运亦与家族义庄紧密联系在一起。位于江苏无锡的怀海义庄便是钱穆先生年幼时的庇护所。怀海义庄起先是七房桥村族内长辈聚会的地方,后来改为义庄。怀海义庄的宗旨是“救灾周急、恤孤矜寡”。按照庄规,族内凡孤寡鳏独者均能领到义庄的钱粮,贫困学子都能在义庄的资助下上学。而钱穆先生,以及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都出身贫家,均为义庄的资助下方得以上学成才。

不仅仅是苏州,或者是江浙一带,在整个中国,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从宋元历经明清,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义庄渐成燎原之势。尤其是到了清末民初,在现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南中国地区的义庄数量同样得到急剧的增加,而另一方面,义庄的发展导致了族田数量的急剧增加和占比的快递扩大。著名社会学家陈翰笙于1934年经调查,在《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书中指出,广东的番禺、顺德、中山、新会、南海、东莞、鹤山、保安八县族田占比,平均达到50%。换而言之,在该八县,至少有一半的田地既不属于国家或政府所有,也不属于地主或自耕农个人所有,而是属于各个祠堂合族共有,即所谓的集体混合所有。

广东八县的族田占比之所以如此之高,一方面是来自法律对于族产的特别保护。就此,乾隆皇帝在1739年曾下诏嘉奖义庄,并于次年颁布的《大清律例》中作出明确规定:“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前数及盗卖义田,应照盗卖官田律治罪”;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人基于对家族的认同及责任感,热衷于捐置义庄族田。这种热情,和西方人乐意将个人资产捐赠给教会如出一辙。

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家族资产,最著名者莫过于位于广州市的陈家祠,即陈氏书院,这是来广州旅游者必去的景点之一。作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位于广州核心城区的陈家祠建于清光绪年间,历经十余年,于1894年落成。陈家祠荟萃了岭南民间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号称“百粤冠祠”。整座建筑坐北向南, 占地1.5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为6400平方米。为三进五间九堂六院大小19座建筑组成。陈家祠原为广东72县陈姓族人捐资合建的宗祖祠和书院,建立初衷主要为参与捐资的陈氏宗族子弟赴省城备考科举、候任、交纳赋税、诉讼等事务提供临时居所。陈家祠事实上也是家族基金会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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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庄的历史宿命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华夏大地战火频仍,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加上国内外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冲击,一方面,因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义庄数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加,大量私人土地收购后被捐赠并为族田;而另一方面,义庄族田制度所依赖的自然农耕经济无以为继,义庄体系亦遭到严重冲击,不少义庄纷纷倒闭。而五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土地改革”则给了义庄族田体系最为致命的一击,许多传承数百年的义庄被当做封建宗族势力的一部分,和庄房及祠堂一并予以征收。而运行了近900年的范式义庄亦难逃此厄运。作为基金会的真正渊源,中国家族基金会的杰作和典范,范氏义庄亦从此没入了历史的长河,着实令人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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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古通今

由此可见,通过义庄、祠堂、族田、族产等载体,将一家一人独有之产,转变为全族共有之产,使整个家族的子孙后代从中享受无穷之益。这样的财富调整分配模式和家族传承安排在中国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这样的传承文化对于现今的中国亦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上述范、贝、钱三家的历史和广东八县的族田占比事实告诉我们,正如贝润生所认识且身体力行的那样,“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唯有以信托法律关系为基础,通过非公募公益基金会模式的财富公益化安排才是一个家族保持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

由此可见,从范氏义庄开始,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式家族基金会似乎一开始就打上的血缘的烙印,其开启的是一个内生的、封闭型的公益事业。与之有着显著差异的是,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以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的私人基金会似乎一开始就走向了外向的、开放型的道路。欧美私人基金会通常都是面向全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而设立。东西方的两种基金会模式,孰优孰劣,一时恐难下定论。但是,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同时也不应数典忘祖,而是应该谨记先人们在基金会方面所曾经走过的道路。而我们在当下所能够做的,就是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谨以此文,以基金会的名义,向范文正公致以历史的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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