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胡仕波 汉正家族办公室首席顾问 大篆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DAF于1931年起源于美国。DAF是英文“donor advised funds”的缩写，翻译成中文为“捐赠人顾问基金”、“捐赠者建议基金”，或“捐赠者服务基金”。

DAF的核心运营环节包括三个部分：客户将资产支付（捐赠）至自己的DAF账户、捐赠资产在未支出至慈善机构之前可进行投资以实现增值保值、将DAF账户资产捐赠至合格慈善机构。

与传统的慈善捐赠相比，DAF账户的设立人在慈善资金的投资运用和慈善支出上更能体现其意志，也更能发挥出设立人独特的价值。

这是DAF在美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DAF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年份是2015年，富达管理的Fidelity Charitable（富达慈善）当年的捐赠额一跃超过United Way（美国联合劝募），占据公募基金会榜首。

2016年，美国人向28.5万个DAF账户捐赠了超过230亿美元，向各类慈善项目支出160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DAF账户里管理的慈善捐赠资金总量超过850亿美元。

按公众公益筹款能力排序，全美前十大公益组织中，有如下五个DAF模式： （1）Fidelity Charitable（富达） （2）Schwab Charitable（嘉信） （3）National Christian Foundation （4）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5）Vanguard Charitable（先锋）

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DAF事实上已经超越传统捐赠，日益成为美国公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主流方式。

除了账户设立人的参与度较高外，“公益+金融”也是DAF模式的独特之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DAF模式近年来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功，DAF这个概念于2017年亦被引入中国，此后也曾一度受到金融界和公益界的大力追捧。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和深圳中顺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还曾于2018年6月在深圳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市递爱福公益基金会，并尝试性的开展了一些相关活动。

但是，从DAF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后这近五年的市场反应来看，DAF的发展似乎不尽人意。从网上可搜索到相关信息看，除了中信信托于2019年1月以自己及48名客户名义在深圳市递爱福公益基金会设立了DAF账户外，并没查询到其他的DAF的落地案例。

而在中信信托的这个案例中，除中信信托自己外，中信的48名客户似乎在整个DAF项目中并未发声，该48名设立人本应主动参与DAF项目的优势并未得到体现。

问题出在哪里？笔者仔细研究了一下DAF后发现，美国制度下的DAF，其本质，或者法律架构而言仍然是我国慈善法所规定的慈善信托的一种。而DAF作为一个行业术语，并未像慈善信托或专项基金一样，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和采纳。

而另一方面，慈善信托目前在我国整体上存在的障碍或问题，在DAF的实践中亦同样存在，比如捐赠税惠政策的配套措施仍有待落实、慈善资金管理及慈善项目执行能力发展滞后、相关行政部门认识及其配合监管仍不够到位等等。

当然，从实践来看，慈善顾问专业能力的不足，甚至是慈善顾问机构的普遍缺乏，也是制约DAF发展的因素之一。

比如在中信信托的案例中，中信信托作为“慈善顾问”，给出的建议方案是将慈善资产捐助给贵州铜仁碧江区扶贫办，用于改善当地困难群众的教育、医疗、住房条件。

像这种以扶贫办作为捐赠资金的的接收单位，能否真正得到48个DAF账户开设人的认可，恐怕还有待观察；至于该项目的后续运营情况，更是不得而知。

作为公益慈善行业的一个较为新鲜的舶来品，DAF和基金会、其他的慈善信托模式等一样，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也同样会面临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

但是从发展趋势而言，近年来，慈善信托在我国的设立数几乎每年翻番，慈善信托整体上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相信也会同样表现到DAF上。

毕竟“公益+金融”的DAF作为慈善信托的一种，更加规范，是慈善信托可标准化的产品之一，因而也更加容易复制和大范围的推广。

因此，笔者相信，假以时日，美国式的DAF，或经过“本土化”之后的类似于DAF的慈善信托产品或服务，在我国也同样会超越传统捐赠，成为社会贤达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主流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