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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财富的意义和归宿，回应转型时期的社会需求，对于改革开放后的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来说，下半场的序幕显然已经拉开。如何能够优雅谢幕？

安德鲁·卡内基 （前排左起第四个人）

撰文：徐会坛

把日历翻回1978年，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日后中国经济及社会的巨大转型，激荡浩瀚，恍若隔世，都以此为前夜和起点。

在后来的80、9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转身拥抱市场经济。一番刀光剑影、折冲百回之后，在经济突飞猛进的滚滚沙尘中，一批敢为人先、敏锐与手腕兼有者抓住了历史机遇，奔驰在财富创造的前沿。

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过去30多年那样涌现出这么多富豪。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超过100万人。《2015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称，中国个人或家族净资产超过60亿人民币的富豪已达300人，排名世界第二。

在经济隆起中，他们占据了最高的位置，一如“镀金时代”崛起的美国巨富。

南北战争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经济乘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风扶摇直上。粗略统计，1880年美国百万富翁不到100名，1916年就飙升到了4万人，其中包括“三大巨头”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J·P·摩根。1870年标准石油公司成立后，洛克菲勒的财富滚雪球似地增长，1900年是2亿美元，1913年将近10亿美元。1900年，“钢铁大王”卡内基把正处巅峰的钢铁公司出售给J·P·摩根，售价将近5亿美元。

安德鲁·卡内基（中）

然而，正如1873年马克·吐温长篇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 A Tale of Today）所写，令人瞠目结舌的繁荣之下，商界投机取巧，政府贪腐成风，社会道德沦丧。一方面富人们积累了前无古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底层平民在贫穷疾病和社会冲突中挣扎。社会进入剧烈转型时期，前者是后者崇拜，也是攻击和诅咒的对象，无一不被戴上“强盗资本家”（RobberBarons）的铁帽子。

这一切，中国第一代崛起的企业家亦在经历。“土豪”、“仇富”、“小时代”，所有这些词语都不会凭空出现然后自动消失。正在或者已经到达财富创造顶峰的企业家们该如何处置远远超过个人与家族需求的巨额财富，如何回应社会巨变中激增的社会和环境挑战等问题，从20世纪初的美国穿越到了21世纪初的中国。

财富归往何处？J·P·摩根将很大一部分财产用于收藏，包括书籍、照片、绘画、钟表以及宝石等；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们把捐赠财富作为晚年的胜业。在十九世纪末捐建了众多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后，卡内基在1911年成立了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在1913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是美国最早的两家家族基金会，它们在美国开启了“从根部解决社会问题”的现代慈善传统和模式。

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后来被誉为美国现代慈善的先驱、美国实力兴起的象征。对于如何处置财富并实现其价值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和实践不仅影响了后来者亨利·福特、大卫·帕卡德、比尔·盖茨等美国富人，也点燃了中国“先富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的热情：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发愿“要为这个时代做点事情，要为这个时代留下点东西”，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梦想“后半生做慈善，通过度人来度己”，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明确表态“要做家族基金会，在中国设立诺贝尔奖那样的奖项”⋯⋯

未来仍有诸多不确定，但是，思考财富的意义和归宿，回应转型时期的社会需求，对于改革开放后的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来说，下半场的序幕显然已经拉开。如何能够优雅谢幕？以美国的历史为鉴，创办家族基金会，通过“给予的艺术”把早年积累的巨额财富转化成社会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或是利家、利民、利国的多赢选择之一。

财富的福音 “拥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庄园，种上珍贵的花草，拥有大量马匹。”

年轻时的卡内基以此为人生终极目标，但是他后来拥有的财富以亿万美元计，完全超越了他此前设定的人生终极目标的需要。问题随之而来—这么多钱怎么花？

卡内基不是当时惟一面临这个问题的人。同样出身贫寒的洛克菲勒在不到30岁时，就在美国克利夫兰建起了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赚取了大量财富。1870年标准石油成立后，他更是迅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亿万富翁。如何恰当地处置和管理手中的巨大财富？洛克菲勒也开始了思考。

1889年，将近天命之年的卡内基相信自己找到了“真正的解决方案”。当年6月，他颇为自得地把自己的思想写入《财富的福音》（原题《财富》），并发表在《北美评论》上。他在文中说，财富的处理方式不外乎三种，一是留给家族后代，二是遗赠给公共事业，三是由财富所有人在生前妥善安排。

“第一种最不明智，对后代和国家都不利。财产不能造福后代，家族荣耀才是激励他们有所作为的财富。”紧随其后，他指出，“第二种方式太遥远”，即使顺利完成遗赠，遗赠人预定的公共事业目标也往往难以实现。而且，他相信，不论财富拥有者带不走的那些钱财最终被作何用处，公众对他们的结论都将是：“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

至此，卡内基认为最佳财富处理方式一目了然，即把巨额剩余财产在生前妥善地用于慈善事业。他说：“（富人）当仁不让地承担起管理职责，依据自己的判断将钱财用于对社会最有益的事业⋯⋯他们的人生也因此而尊贵。”

卡内基身先士卒。他最早、最有名的创举是前后累计捐款4300万美元，在美国各地和英语国家建立了2000多所公共图书馆。“帮助那些有抱负、自立自强、努力奋斗的人”是卡内基慈善的首要原则，他认为“披着慈善外衣漫不经心胡乱挥霍的百万富翁比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们只会“制造乞丐”。所以，在捐建公共图书馆之外，他还捐建音乐厅、博物馆、大学、研究所等他认为“能够提升人们抱负”的机构。

与其说洛克菲勒与卡内基是在进行“捐赠竞赛”，不如说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在审慎、严谨地回应社会求助之余，洛克菲勒也在大学、研究所等方面大量捐赠。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对创办于1892年的芝加哥大学的捐赠，他曾表示，那是他“一生最好的投资”。

老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一样，把慈善作为处理巨大剩余财富的途径之外，也将之视为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急剧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方法。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像传统捐赠者那样救穷济贫，而是通过创新和可持续的慈善方法“向贫困根源开战”。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如何有效捐赠巨额财富是个负担。在持续捐赠了10年之后，卡内基已经76岁了，可他的个人资产还有1.5亿美元。另一方面，在捐赠的过程中，公众的质疑不曾平息，人们指责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利用慈善掩盖见不得人的商业活动、应对不利于自己的负面舆论。

如何能够在依据自己的意愿和判断做慈善之余提升效率，并回应人们关于自己慈善行为纯粹性的质疑？在各自好友的建议下，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创办家族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分别于1911年和1913年创立。

家族基金会顾名思义由个人或家族出资，是独立于任何企业的正规慈善组织，有自行设立的董事会和工作团队，有明确的宗旨、目标和规划，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区别于企业基金会、社会基金会以及一般性独立基金会，在家族基金会中，个人或家族的兴趣和意愿是决策慈善行动的主要依据。这使得家族基金会的决策机制相对灵活，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拓展不同的慈善领域，而且可以集中资源优势，在某一领域或项目上持续投入，向纵深发展。

1921年在协和西门拍摄的开院大合影

例如，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开始资助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研究，引领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绿色革命”，累计拯救了超过10亿人的生命。其另一核心关注领域是医疗卫生。众所周知，中国也是受益国之一。其中，1921年落成的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培养了林巧稚等一批顶尖医学精英，为后来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再如，1980年代到1990年代，卡内基基金会一直把反对核扩散和缓解冷战后种族间的冲突作为资助重点。一方面，它大规模资助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特别关注核武器和制造材料的安全储存及其指挥-控制系统；另一方面，它设法在各种集团和群体之间建立对话和相互了解机制，包括拨出巨款资助有关国际会议、讨论和活动等。

提升慈善效率之外，家族基金会在家族传承方面也有正向作用。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之后，慈善成为了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赋予每一代洛克菲勒人以慈善热情，是洛克菲勒家族每年家族聚会的主题。因为对家族慈善文化高度认同，洛克菲勒的后人又先后建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家庭基金会。如今，洛克菲勒家族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依然显赫全球。

引领的作用 有一次，雷永胜去美国考察，接送他的司机祖籍中国福建，他告诉雷永胜，美国人百分之八九十信耶稣，他们有一个理念，赚钱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会产生所谓的“罪孽”，所以赚到的钱要捐出一部分用来“赎罪”，比如捐出工资的10%，每年都有个计划。

信仰缺失导致慈善文化滞后，不能“常态化”，不少人如是看中国，不惟中国人自己。2008年，牛根生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一个美国学生现场提出了这一质疑。牛根生不以为然，他近乎强硬地回应：中国历史有多久慈善就有多久，比如2000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那时美国在哪里？

但是，在行动上，牛根生显然高度肯定美国现代慈善制度、理念和模式。卢德之想必亦如是。在设立家族基金会之外，他把独生女儿送去美国念慈善学，望她学成归来接家族基金会的班，即是明证。

显然，对于引领美国现代慈善文化的形成，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功不可没。事实上，引领风气之先一开始就是卡内基对富人慈善的理想之一。在《财富的福音》中，他说： “拥巨富之人，应承担的职责有：树立谦虚简朴的生活典范，不炫富，不奢华，满足家人合理的生活需求。之后，视剩余财富为社会公益基金，视自己为基金受托人，而非所有人；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让每一笔钱都能最大限度、最持久地服务社会。如此，富人实则成了穷人的经纪人，用自己卓越的头脑、精明的管理能力帮助穷人更稳妥地管理财富。”

在后世受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慈善传统影响的美国富人中，比尔·盖茨无疑最具代表性。他敬重洛克菲勒勇于挑起一些重大的、困难的社会问题并倾其余生去解决。盖茨基金会如今成为全球医疗卫生事业最大的资助者，它在艾滋病、疟疾、儿童肺炎等疾病的防治药物上的投入，多少让人联想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当年对青霉素研究、钩虫病防治、缓解世界流行伤寒病等方面的资助。

此外，比尔·盖茨不但把卡内基的“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作为座右铭，还以行动延续卡内基鼓励富人捐赠的传统。2010年，他联合沃伦·巴菲特发起“捐赠承诺”活动，号召全球富人生前将一半以上的财产捐赠给社会。他相信：“这是一件势头很强劲的事情，参与的人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的其他人参与进来。”

他们试图把这股风潮带到中国，但是，徐永光向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中国富人不急于学美国富人捐财产”，因为中国的慈善生态尚未形成，不应“揠苗助长”。徐永光等人的意见最终拨转了巴、比二人来华的调子，改“劝捐”为“交流慈善理念”。

中国的慈善生态要在自己的土壤之上独立长成才稳固和可持续。徐永光说，他希望老牛基金会等已经初步有了成功模式的中国家族基金会“高调一些分享、传播家族基金会的理念和做法”，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他相信，富人捐赠财富的潮流一旦强劲起来，和现有潮流和制度的冲突会越来越突出，这可能推动政府对现有的法律制度重新考虑，甚至做出改变，使之不再成为障碍。“这有利于改善慈善环境，让家族基金会的设立能够出现新的、好的势头。”他介绍，目前美国将近一半的家族基金会都是中小型规模，资产在5万美元以下，他希望中国的未来亦如是，慈善成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够自如参与的“常态化”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们做好在下半场引领这一风气的准备了吗？

在这酝酿着深刻变革的转型时期，新世界正在生成，将在未知中轰然出土的是什么，离不开我们此刻的追求。资中筠非常欣赏一位企业家的一句话，那就是：“钻空子做好事。”

她对《中国慈善家》说：“不能因为现在的制度就什么事都不干了。在中国，不能等到雾霾散尽、阳光灿烂了才做事，那就什么事也别做了。近十几年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就是因为一直有人在做、在努力。”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5年9月刊，原文标题《家族基金会：企业家的下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