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络舆论曝光了中国教育慈善中的两个“大瓜”：其一是中国矿业大学校友，镜湖资本的合伙人吴幽因未履行捐赠协议，被母校基金会申请为被执行人，并列入失信人名单；其二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学生举报老师“发表不当言论”事件曝光后，南航大“繁星奖学金”的设立人，繁星优选的创始人刘洋宣布终止该奖学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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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单事件，前者中的中矿大与吴幽，是校友“无信”导致的被动局面；后者中的南航大与刘洋，则是校友“失望”后所主动采取的行为。两个事件看似没有多大联系，但是，其背后折射出一个普遍性问题：慈善捐赠中的专业性被极大地忽视。

在我国，除了小额捐款和作为自愿者参与慈善活动外，功成名就的社会贤达参与慈善事业的主流模式有三种，分别是大额捐赠、设立慈善信托和创办基金会。

就后两者而言，尤其是基金会，由于其要求的设立条件比较高，流程相对复杂、漫长，设立极为不易（在部分省市，基金会的设立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基金会设立后成功运营管理的难度，更是严重超出发起人的预想和社会大众的普遍想象。 

而慈善信托，相对设立基金会而言，虽然其设立难度会小一些，但是，慈善信托的架构、设立流程的复杂度一点都不亚于基金会。更何况，慈善信托涉及的主体包括委托人、受托人、监察人、托管人和项目执行人等主体，其运营管理过程中需要协调相关各方，故事实上，运作型慈善信托良性持久运行的难度和专业度，多数情况下更超基金会。

因此，无论是基金会，还是慈善信托，其设立人在自己“小试牛刀”，自行申请设立或自行管理运营一段时间后，常常会“知难而退”或“主动让贤”，通过咨询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从而进一步推进或完成设立、运营管理和持久发展中的后续工作。

但是，对于大额捐赠，尤其是定向大额捐赠，以及在基金会内部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进行的大额捐赠，捐赠人则往往会忽视其专业性，以为“名字一签，款项一汇”就了事。至于在捐赠之前，再另外花一笔钱去购买慈善咨询服务，那似乎难以理解。

可是，与饱满的慈善理想相比，在“骨感”的现实面前，尤其是中矿大与吴幽，南航大与刘洋这两个“大瓜”，一方面给有意大额捐赠的社会贤达泼了一些冷水，提出了警示，同时更是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大额捐赠之前，花一笔小钱进行咨询很有必要。

就中矿大事件而言， 2019年4月，在中矿大110周年的校庆上，校友吴幽承诺向母校捐赠1100万，并签订协议。这是中矿大成立后获得的最大单笔捐赠承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吴幽并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其在败诉后于2023年初被执行法院列为失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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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吴幽本应履约付款的期间，正值疫情横行，经济下行，吴幽未能及时支付善款恐怕也是其事前未能考虑周全，事后身不由已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校中矿大的基金会如此急迫极端行事，显然不近人情，给其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超千万元。

在中矿大事件中，站在捐赠人的角度，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吴幽的“过失”有二：其一是未认真审阅通常由基金会单方出具的《捐赠协议》，没有通过协议约定方式给自己预留一定的选择权或单方解约权；其二是在诉讼当中，没有重视并用好慈善法第四十一条赋予捐赠人的“情势变更抗辩权”，从而导致自己深陷的目前的经济及舆论困境。

而就南航大事件而言，因为学生举报讲课的老师“发表不正当言论”，该老师被学校暂停教学、严格追责。校友刘洋通过自媒体表示，学生的相关行为让其失望、寒心，担心举报者中有自己资助的对象或自己资助的对象受到牵连伤害，故其单方宣布终止其在南航大的繁星奖学金计划。